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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法律专题 | 关于在疫情期间保护言论自由与打击制造谣言行为的几点思考

更新:2020-02-13 编辑:蔡汶君 来源: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本文作者: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金融证券业务部律师林泓羽
 
  2020年的春节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五味杂陈的,在迎接鼠年到来的同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毒疫情扫了所有人过节的兴致。
 
  从武汉开始迅速蔓延到全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犹如一场意外让人猝不及防。每天不断增加的确诊、疑似病例牵动着无数国人的心。
 
  可就在全国人民奋力抗击病毒的关键时期,社会上有极少部分人“唯恐天下不乱”,制造层出不穷的谣言大肆传播,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还给科学抗击病毒带来了消极影响,更严重侵害了老百姓的公共利益。
 
  但其中有一个“谣言”事件颇为特殊,即2019年底在武汉发生的所谓8名散布“武汉不明原因肺炎”谣言者被查处事件(为方便表述,文中以下内容将该事件简称为“武汉造谣事件”),在当前疫情大规模爆发的事实面前显得无比讽刺,这一乌龙事件让更多人质疑执法者查处行为的合法性,甚至有人认为这一事件是对公民言论自由、知情权的侵犯。
 
  为此,笔者在探究保护言论自由与打击制造谣言行为之间平衡关系的同时,向执法部门执法、公民发表言论分别提出几点建议,毕竟在当前特殊时期,依法执法、合法发言是确保社会安定、集中精力抗击病毒的最基本要求。
 
  一、“武汉造谣事件”的特殊之处
 
  之所以“武汉造谣事件”让人很纠结,关键是发生了“剧情反转”。本来被确定为谣言的信息竟然演变成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压力倒向执法者,不让说真话这不是明显地限制言论自由嘛。但是,站在执法者角度来思考,万一这就是谣言,如果没有及时制止、处罚、向公众澄清,一旦造成不良后果岂不是执法部门的失职?(笔者并非为执法部门“洗白”,只是在合理动机前提下任何执法者都会按照这个逻辑开展工作)。写到这里大家请注意,纠结点已经很清晰,没有人反对言论自由,也没有人不赞同打击谣言,之所以纠结是因为“武汉造谣事件”的言论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疫情事实的发生而发生了改变。结果发生了变化,公众对执法者产生了质疑,这难免让人不从结果出发,倒推出执法部门不让说话、限制言论自由的结论。
 
  二、言论自由与谣言的矛盾以及不矛盾
 
  结合上述“武汉造谣事件”纠结点的分析不难看出,言论自由与谣言存在矛盾以及不矛盾。之所以有矛盾,是因为说出去的话可能被认定为谣言而受到打击,但如果不让说话看似又限制了言论自由;之所以不矛盾,是因为二者其实有区别、无冲突。为何?合法发表言论,其自由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制造谣言行为是非法的,依法应予以处罚。合法与非法有区别无冲突,这不矛盾吧?
 
  三、谣言的实质和打击的必要性
 
  我国社会学家沙莲香主编的《社会心理学》对谣言进行如下界定:“谣言是某些人或团体、组织、国家,根据特定的动机和意愿,散布的一种内容没有得到确认的,缺乏基本事实根据的,通过自然发生的,在非组织的连锁性传播通路中所流传的信息。”,社会学家周晓虹主编的《社会心理学》 甚至定义谣言为:“根据传言制造者的动机不同,传言可以细分为流言和谣言,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无意识传播,后者则是有目的地捏造,一般怀有恶意,为的是造谣生事”。可见,谣言是虚构的、缺乏事实认定的、可能基于一定恶意动机或者没有动机、通过各种渠道在一定范围内传播的、可能给公众带来恐慌、给社会带来管理混乱的信息,内容主要涉及突发事件、公共领域、政治人物、颠覆传统、离经叛道等。
 
  之所以要打击制造和传播谣言行为,不仅是因为其虚构、不真实的属性,更重要的是因为其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故法律作出负面评价予以惩戒。首先,来看最常见的法律规定:
 
  (一)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
 
  (二)刑事处罚。(1)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编造与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有关的恐怖信息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此类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的规定,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2)寻衅滋事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有恐吓他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并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寻衅滋事行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其次,结合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出现的各类谣言,分析其危害性:
 
  (一)“网友发现确诊病例”:某某小区发现确诊病例,所在小区居民全部被隔离。此类谣言会给涉及小区居民带来心理恐慌和管理混乱。
 
  (二)“全面封城,交通停运”:包括笔者所在的兰州,还有北京、广州、上海等地采取与武汉一样的全面封城措施,所有高速公路封锁,长途汽车、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停运。此类谣言会给交通管理秩序带来混乱。
 
  (三)“各种防病毒妙招”:盐水漱口、抽烟喝酒、喝板蓝根熏醋、有效预防病毒中药配方、燃放烟花爆竹等。此类谣言误导民众,影响科学防毒。
 
  (四)“与SARS套近乎”:SARS没消失过并一直寄生于蝙蝠,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与SARS病毒相似度高达80%。此类谣言借用SARS的严重危害给公众带来更多心理恐慌。
 
  (五)“神灵保护可抗毒”:相信神灵,依靠意念作用防控病毒。此类谣言宣扬封建迷信。
 
  (六)“官员被问责”:由于此次疫情,武汉当地官员已经被免职、撤职、控制、刑事拘留。此类谣言动机更为复杂,容易引发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和矛盾。
 
  四、言论自由的实质
 
  任何人都有说话、表达自己意思表示的权利,上升到法律层面即为“言论自由”。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见言论自由有明确的宪法依据,任何人和组织均不得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除了根据我国刑法等法律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外,言论自由适用于所有中国公民。发表言论也是最基本的人权内容之一,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法制的健全离不开所有公民积极有效的言论参与,依法保护言论自由也是国家最基本的民主特征之一。同时,言论自由还有如下特殊之处:
 
  首先,言论自由并非绝对的自由。言论自由保护要适度、合法,超越“适度”、“合法”的界限,所作出言论很可能就会发生性质转变从而成为谣言。《宪法》第三十五条虽然规定了言论的自由属性,但《宪法》第五十一条也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
 
  其次,言论自由优先突出的是自由,不宜苛求发言者所述言论一定是完全客观、真实、准确的,原因是发言者的表达能力、信息收集的准确性等不尽相同,如果按照完全客观、真实、准确的标准要求发表言论,实在不太现实,言论自由也就无从谈起。
 
  五、保护言论自由与打击制造谣言行为之间的平衡关系
 
  滥用权利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过度保护言论自由容易造成谣言泛滥,若对谣言打击不力则更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所以,处理好保护言论自由与打击制造谣言行为之间的平衡关系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量:
 
  (一)从动态的角度对言论是否属于谣言进行观察和评价
 
  以“武汉造谣事件”为例,可能在事态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其具有谣言的典型特征,但是随着实际发生的事实对8名“造谣者”言论的印证,所谓谣言的认定不攻自破。这里的动态一方面需要时间推进,另一方面需要多方社会主体参与、综合论证。
 
  (二)从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来看
 
  合法的言论一般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有建设性的、积极的言论反而能够促进社会进步,这也是任何国家、社会所需要的。
 
  非法的谣言往往具有一定恶意,容易造成公众恐慌、社会混乱。所以法律明确规定被处罚的谣言通常具备“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恐吓他人”等特征。
 
  当然,如前所述,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一定不能用静止的态度去看,也许此一时它看似有扰乱社会的动机,但是彼一时很可能成为本该避免灾难发生的良言。
 
  (三)从特定的时空条件来看
 
  言论自由是否可以得到公平、公正的保护,与一定的时空条件密不可分。例如,疫情期间或者在疫区发表有关疾病的言论,如果发言者本身并无恶意并且没有虚构、夸大情形,那么这样的言论理应受到保护,但基于当时当地正在发生疫情的现状,执法者很容易作出发言者造谣的结论,这时不仅考验执法者的智慧和经验,发言者的言论方式也很重要。相反,如果上述有关疾病的言论没有在疫情期间或者疫区发出,发言者本身也无恶意并且没有虚构、夸大情形,那么这样的言论自由受到保护的几率会十分大。
 
  六、给执法部门打击制造谣言行为的几点建议
 
  (一)一定要依法执法
 
  公民的言论自由受到法律保护,即使言论观点有些偏激或错误,只要言论内容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规定的制造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即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就不得滥用公权力违法处罚。
 
  (二)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切实保护公众知情权
 
  相关政府部门在发生疫情等特殊时期更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规定,对社会关注的公共安全信息、社会治安信息等要做到及时、全面、准确地向公众公开,切实保护公众知情权。
 
  (三)执法部门自身加强信息收集
 
  通过畅通与新闻媒体、公众、相关社会机构的信息沟通渠道,为准确作出处罚等行政行为提供更多证据来印证。对于极个别人发布的、通过多方渠道证实存在一定合理性的消息,建议不要贸然认定为谣言,可以通过专家论证、收集舆情反馈信息、专项调查等方式,收集更多证据印证再下定论。正如本文前述,应以动态眼光判断言论是否客观真实,尤其是在可能发生疫情、关乎公众生命健康的特殊时期。
 
  七、给发言者的几点建议
 
  言论自由受到保护,但要避免成为制造谣言、传播谣言的行为,可以遵循以下三个“注意”:
 
  注意不要发表毫无事实根据并且可能给社会管理、经济秩序、公众心理等方面带来危害的言论;注意不要随意转发前述特征的言论信息;注意不要轻信非官方正规媒体发布的消息,依靠事实和逻辑判断的结论往往最可靠。
 
  八、结语
 
  虽然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但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举一国之力抗击病毒,没有什么困难是战胜不了的。即使我们无法在武汉疫区第一线对防控病毒提供什么帮助,但我们每个人能够做到遵纪守法,审慎传播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本身就是对抗击病毒工作的一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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